「香港飛龍」標誌 本文内容： 以“散商”切入全球史英國政府利用東印度公司從事鴉片貿易，挑動鴉片戰爭，通過戰爭，英國達到了控制對華貿易——通商的目的。接下來，就沒有東印度公司什麼事了，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剛好，印度爆發了針對公司——代理政府的大起義，英國政府便趁機將公司取締，白銀時代也就跟着終結了。白銀時代是被英國人用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終結的，其標誌性的歷史事件，也是由英國人主導的，一是讓用了兩百多年的東印度公司破產，完成了它作爲歷史火車頭在白銀時代的歷史使命，二是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加燒了一把英法聯軍的大火，燒掉圓明園，燒燬了白銀時代最重要的一箇東方成果。對華貿易，由此開啓了一箇新時代，從公司壟斷的國家主導的重商主義時代轉向“散商”自發的自由貿易時代。有一本書，聚焦了這個時代的來龍去脈，其書名爲《史密斯先生到中國》，作者韓潔西是美國人，她通過“三個蘇格蘭人”在印度和中國的商貿活動來看“不列顛全球帝國的崛起”。從三個不同地區，她找到了三位同名“喬治·史密斯”的蘇格蘭散商，揭示他們在印度和中國廣州的商業活動。他們的活動時間是在乾隆時期，正是這些人的貿易需求，推動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作爲全球化貿易體系中一隻大不列顛的小蟲，他們正在打造屬於自己的自由貿易的蟲洞。以此爲切入點，本書作者將其切入到全球史中，使之成爲順着西風帶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的“史密斯先生”。其研究方法，是以“散商”切入全球史，將“三位史密斯”——馬德拉斯的史密斯、廣州的史密斯、孟買的史密斯的個體商貿活動，納入帝國進程的宏觀版圖中，從“微觀全球史”的視角，通過跨地域與跨文化的通商敘事，以其商業軌跡，串聯起印度的馬德拉斯、孟買與中國的廣州三個往來貿易節點，展現了茶葉、白銀、棉布和鴉片的流動如何在印太地區打造跨洋經濟網絡。馬德拉斯位於南印度，自1640年起，東印度公司於此，設基地，開港口，連接內陸與海上貿易，併爲英艦補給，18世紀以後，印度鴉片由此中轉，通過海上航線，轉運至中國廣州。孟買位於印度西海岸，原爲七座島嶼，經填海造陸後，形成天然深水港，東印度公司在此地建立其總部，通過該港，將印度棉花、鴉片輸往中國，同時輸入來自本國的棉毛紡織品。而廣州，自1757年，清朝“一口通商”後，便成爲唯一對外開放口岸，廣州作爲終端市場，既是茶葉出口的起點，也是鴉片傾銷的終點，三者形成“原料—中轉—消費”的鏈條。以此三地，形成英國→印度→中國三角貿易。其三角關係，實爲全球貿易網絡的縮影。三者通過商品、資本與權力的交織，塑造了近代亞洲的經濟地理格局。英國東印度公司同十三行合作，共同打造了一種貿易往來和金融互通的“廣州體制”，卻被“史密斯”們搞砸了。書中，三位同名蘇格蘭商人——“史密斯”們，他們同東印度公司的關係究竟如何呢？總的來說，是一種不得不依賴，卻又必然要顛覆的關係，其依賴是一種制度安排，或曰爲“制度性依賴”，而其顛覆則出自自由貿易的本能——擋不住的本能，故其“資本主義”活動，既迎合了東印度公司的資金需求，同時，又挑戰了公司的壟斷地位，最終推動了大英帝國殖民政策轉向。壟斷作爲一種制度安排和一項政策授權，是有其時效性的，其時效性，有的有明文規定，有的雖然沒有規定，但一種制度用久了會壞，一項政策過時了也要變，要與時俱進，這當然是硬道理，然而即便壟斷如日中天時，走私也會如影隨形而至。對於東印度公司來說，維持壟斷，固然是必要的，但維持壟斷解決不了公司的資金缺口問題，要壟斷茶葉貿易，先要解決維持茶葉貿易的白銀流動問題，東印度公司長期面臨對華貿易逆差，需大量白銀購買中國茶葉，而這“三位史密斯”以其私人資本網絡，將印度殖民地白銀匯入廣州，支撐公司的茶葉採購。例如，廣州史密斯，利用東印度公司的財庫系統，幫助客戶轉移資產，確保公司在廣州有充足的白銀，用以支付茶葉款項。據統計，1769—1792年間，散商通過東印度公司財庫，注入2881萬西班牙銀元，幾乎覆蓋了同期茶葉採購的成本2933萬銀元。爲此，他們採取了高風險信貸，三位史密斯以年利率18%—22%向中國行商提供貸款，雖低於中國法定36%的利率，但因行商資金鍊脆弱，最終導致大規模違約。例如，中國行商累計欠款達429.6萬銀元，引發1779年廣州金融危機。他們的金融操作，雖可緩解東印度公司的資金週轉壓力，卻也加劇了貿易的脆弱性。作爲“散商”，史密斯們繞過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在印度洋開展獨立貿易，建立其走私的獨立貿易網絡，挑戰了東印度公司的特權，他們利用印度棉花、鴉片等商品與中國茶葉形成三角貿易，甚至直接參與鴉片走私，削弱了公司的貿易控制權。走私也要有顆“勇敢的心”以此，他們天然就成爲了亞當·斯密自由貿易思想的信徒。他們頭頂着一位思想的巨人，絲毫也不妨礙他們作爲“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的“走私”商人。其實，“走私”也不可一概而論，除了逐利而動的本能外，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刻，還需有英雄主義的加持，以對抗猶如泰山壓頂的制度安排。這時，他們就需要一位巨人，就如同恩格斯所說的，他們處在一箇“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而這樣一位巨人，早已被歷史性的命運召喚出來，爲他們打開了一片思想性的天空，但實踐性的天空則必須由他們自己去開啓。於是，蘇格蘭的史密斯們自覺不自覺，就成爲了在全球推動自由貿易思潮的實踐者，不但以“武器的批判”——“走私”的實踐突破壟斷，挑戰了東印度公司的不可冒犯的特權，而且以“批判的武器”——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促使英國政府於1813年通過《印度貿易壟斷廢止法》，取消公司特權。爲什麼是蘇格蘭人？事實上，在東印度地區從事貿易的英國人中，蘇格蘭人是英格蘭人的四倍有餘，相對於英格蘭的中心地位，蘇格蘭處於大英帝國的邊緣，反映着歷史上“征服與被征服”的過往恩怨，既然英格蘭人主導了英國，那麼蘇格蘭人就向外發展，難以在英格蘭人轄下的東印度公司任職，便成爲自由貿易的獨立“散商”，就如同他們在國內必須反對英格蘭人的政治壟斷，在國外也要反對英格蘭人實施貿易壟斷，反壟斷成爲其本能。蘇格蘭人天然就有一顆“勇敢的心”，正是這顆“心”，使他們不但在思想上英雄輩出，如休謨之於哲學，破除了形而上學的因果論、國家觀念的契約論，如達爾文之於基督教，破除了創世說，代之以進化論，如亞當·斯密之於經濟學，以“看不見的手”超越權力支配經濟、以自由主義取代重商主義、以自由貿易破除貿易壟斷來確立《國富論》的根基，而且在實踐上打開了工業革命的歷史之門，以自由貿易四海翻騰，湧現了一代蘇格蘭的“史密斯”們，其影響近代化的世界歷史的進程，應當不亞於英格蘭人。正是那些“史密斯”們，他們不甘於被歷史運勢邊緣化的命運，啓動了工業革命與自由貿易的國民財富的雙輪，驅動着全球化時代東西方貿易交會的“去中心”，不但要去了英國東印度公司這個中心，還要去了大清朝的十三行這個中心，然而，談何容易！他們雖然擔待了歷史的運勢，但又如何能逃過與生俱來的“貪婪”二字？表現在白銀時代的市場經濟裏，集中反映爲“貨幣”。“史密斯”們既握有走私的“貨”——茶葉與鴉片，同時又掌握了放高利貸的“幣”——從各種渠道的蟲洞裏集資而來的白銀，他們在代表東西方壟斷的兩個經濟體——十三行和東印度公司之間，欲以走私和高利貸形成一箇暴利閉環。而東印度公司之於“史密斯”們，當然有其剛需，即以之填補資金缺口，然，又欲遏其獨立貿易，凸顯壟斷地位，故於公司檔案中，多有“史密斯”們越界記錄，卻又無法制止。眼見其高利貸引爆中印兩地商欠危機，公司案頭，竊憂竊喜，憂其災難，恐危及“廣州體制”，喜其失足，又頗能以“走私”說事。然而，危機之中，“史密斯”們豈是善與之輩？他們繞開公司，遊說政府，欲將其私人貿易，轉化爲國家政策，影響公司的壟斷地位。公司利益，有別於英國政府的利益訴求，在對中國鴉片貿易以前，英國政府和商人階層曾經長期忍受貿易逆差，不但向清政府輸送白銀，而且向公司年復一年地輸送着中間利潤。由此可見，“廣州體制”最明顯的一箇好處，就是“壟斷”，不但清政府用十三行搞“一口通商”是“壟斷”，英國政府授權東印度公司專營又何嘗不是“壟斷”？再說，清政府跟東印度公司打交道，又不是隻有英國一箇，還有荷蘭東印度公司，其性質，同英國的差不多，同樣帶有“壟斷”性，清政府跟它們打交道，早已熟門熟路，磨合出一套規則與潛規則，人稱其爲“廣州體制”。這樣的體制，用了一百多年，都行之有效，若非工業革命席捲全球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貿易的浪潮，“壟斷”還會延續，因爲一口通商，不光對清朝，對各國東印度公司都有必要。三千年一鉅變，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除了文明之初國家起源時的農業革命，沒有什麼革命能比工業革命深入文明的根本，能比工業革命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能比工業革命影響世界歷史的進程，無論英國革命，抑或法國革命，就其對文明影響的深度與廣度而言，都不及突破其底層邏輯的工業革命。而蘇格蘭，尤其是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不僅是英國啓蒙運動的發源地，更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因爲這所大學曾經擁有過瓦特與斯密，此二人者，一箇爲工業革命提供了機械化的裝置——蒸汽機，一箇爲工業革命賦予了一種新的文明樣式——自由貿易。在工業革命到來之前，所謂“自由貿易”，不過說說而已，只有工業革命爆發的產能才使“自由貿易”真有可能實現。農業經濟，相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及其人口增長而言，仍未從根本上擺脫短缺經濟的局面，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手工業，受制於其基礎所提供的有限的原材料和人工本身具有的侷限，故其於產能方面難有突破性的增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也難以超越週期性的“馬爾薩斯主義”的陷阱及韓非子鐵定的口吻。由短缺導致的壟斷，帶有某種必然性，表現爲體制性的壟斷、資源型的壟斷和渠道化的壟斷。但有一樣，誰也不能壟斷，那就是由工業革命釋放出來的日復一日不斷增長的產能。它與短缺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所有壟斷都絕緣，沒有任何一箇國家或一種壟斷，能夠壟斷工業革命的日益高漲的產能，權力支配經濟那是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權力變現，它支配不了工業革命的產能，沒有任何一種國家權力及其社會形態，能夠完全掌控其產能。它有可能由於聚會了某種歷史的因緣與條件而突然在某一國起源，但其形成與發展不會侷限於任何一國，更不會受制於和聽命於任何一國，它有自己的王國，亞當·斯密告訴我們，那就是市場，在市場的深處，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便是它的國王。沒有一國能壟斷市場，一切國家主義，都必須放下自己的身段，去適應市場經濟，在開放中，讓市場經濟接納自己。市場經濟的目標是全球化，而非國家化，但國家可以在全球化中瓜分市場，這就使得市場經濟超越地緣政治，瓜分市場而非兼併國土，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佔據首位，併成爲新國家主義。亞當·斯密是它的先知，蘇格蘭的“史密斯”們則是被先知召喚出來被工業革命催生出來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先驅，他們身上洋溢着工業革命的產能，驅動他們以自由貿易突破東西方國家主義的壟斷，不但要突破中國的壟斷，還要突破英國的壟斷。白銀時代“自由的代價”同樣是壟斷，清朝十三行比起英國東印度公司，其實差得很遠。首先，壟斷形成的背景與目的就不一樣。十三行，是在朝貢思維下，爲了應對海外貿易衝擊而採取的防禦性壟斷，其核心目的，是維護“天朝體面”和傳統經濟秩序，而非經濟擴張，被當作“加惠遠人”的工具，強調政治維穩而非商業利益最大化。而東印度公司，則是以擴張性壟斷，實施其殖民戰略，旨在通過貿易壟斷，支持本國商人蔘與全球競爭，並逐步發展爲殖民擴張工具。其壟斷權，由英王授予，涵蓋軍事、司法、外交等，有如分封制下“授民授疆土”以“封邦建國”的諸侯一般。其次，壟斷的組織結構與權力機制也不一樣。十三行是鬆散的官商聯合體，以家族商行爲主，分散經營，互相壓價，雖曾嘗試組建公會協調價格，但因缺乏統一財權而失敗，其行政職能，需承擔稽查稅收、擔保外商、約束洋人等任務，甚至需爲外商走私行爲擔責，如伍秉鑑就因美商走私被罰16萬兩白銀。而東印度公司，則是集權化的股份公司，是現代企業制度創新與分封制的歷史遺產相結合，作爲全球最早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其建制，採取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權分立，有如英國政體，但以盈利爲目的，其組織結構，有軍隊和法庭，如同諸侯一般，對印度殖民，此乃政府與企業共謀，由政府授權，而公司則以殖民掠奪來反哺國家財政，1757—1765年，英國通過公司，從孟加拉掠奪了3700萬英鎊，佔同期英國國庫收入的40%。其三，在政策支持與資本運作方面，清朝基本不管，對於十三行，只管採取壓榨性政策，實施重稅與捐輸，1773—1835年，十三行累計捐銀460萬兩，用於戰爭、河工及皇室需求，對於債務處理，則奉行雙重標準，僅懲罰行商欠外債，對外商欠華債置之不理，致行商資金鍊斷裂，多半因債務破產。而東印度公司，則在國家軍事與金融支持下，推進其資本擴張，故其行爲，已不單是市場行爲，而是將市場行爲轉化爲國家行爲，以國家機器的暴力和統治力碾壓市場，只要政府授權，它什麼都敢幹，販毒算什麼？戰爭，屠殺，奪人之地，滅人之國，還有什麼它不敢幹？拿十三行跟它相比，根本就不在一箇量級。它知道，其對手，並非十三行，而是十三行背後的那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的磨合，清政府積累了豐富的東西方貿易的經驗，在重商主義方面，以其經濟體量及其財源稟賦，不遜色於任何西方國家，更遑論各國東印度公司了。歐洲列強諸印度公司，英國的，荷蘭的，還有其他的，經歷了同明朝的多番較量，都被中國經濟的巨大體量及其堅韌的彈性所折服，最終無不妥協，終於達成了以中國爲主導的東西方貿易的大平衡——“白銀時代”，到了清朝，承其大明衣鉢，料理諸印度公司，也都基本搞定，在中國順差的前提下，維持着雙贏。從1600年東印度公司成立，到1757年，乾隆時期才“一口通商”，期間，有157年，開了不止一口，康熙帝開海禁，一開，就開了江、浙、閩、粵四口，對外開放，隨着通商頻繁，糾紛不斷，尤其發生了英商洪任輝渡海北上京師狀告粵海關事件，清朝以此爲由，關閉三口，獨留粵海關一口，採取“利出一孔”的措施。此舉，看似閉關鎖國，實則不盡然，它在當時，也是與各國東印度公司對口，因爲重商主義時代，壟斷是貿易的主旋律，真金白銀纔是國家追求的目標，在這方面，東西方几番交手，清朝一點都不落後，將近兩百年的貿易順差，就證明了這一點。乾隆時，關了三口，僅開一口，但加了一行——十三行，由這一行，代表清朝一口通商，讓它與各國東印度公司對接，但它充其量只是被清政府拱過河的一隻小卒，並未有任何授權，只能服從於清政府的財政需要，服務於諸印度公司的利益訴求。這樣的制度安排——“廣州體制”，不但能減少糾紛，還爲東印度公司提供了同中國貿易的嚮導——省心省力，並對雙方的貿易行爲進行了擔保——有依有靠，這無疑給東印度公司遞了個迎合其壟斷貿易的方便的枕頭，一起反對走私，允其一口通商，使其高枕無憂，同時，也以此確保粵海關成爲“天子南庫”。清朝以爲這樣就搞定了，因爲在重商主義的世界格局裏，東印度公司們不能不滿足了，尤其是佔了主導地位的英屬東印度公司，幾乎躺平就能盈利，它兩頭喫，吃了中國，喫英國，管他貿易順差與逆差，總之，只要兩國還要貿易，那就離不開它。但是，工業革命的崛起改變了這一切，其產能噴發已然放之四海，隨其產能一起噴發的，還有那些承載其產能的“散商”——從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湧現出來的蘇格蘭的“史密斯”們。（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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