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飛龍」標誌 本文内容： 從“只有一半人能讀高中”的中考，到雖然學歷貶值但仍極度殘酷的高考，中國孩子面對的內卷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這種內卷並不僅僅考驗孩子的智商和耐力，也考驗家長。“拼家長”拼的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投入，還要拼家長的知識結構、眼界見識，更重要的是拼時間。時間也不只是用來輔導，更關鍵的是溝通和陪伴。這種現象並不僅僅存在於中國社會，一向熱衷於競爭的美國社會也是如此。美國學者希拉里·弗裏德曼在《一激到底》中提到，要想得到好的就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是否去了一所‘正確’的學校，進而擁有‘正確’的人脈”。在美國社會，大學教育尤爲重要，甚至可以決定一箇人在未來社會階層的歸屬。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也總結道：“一箇以文憑爲形式去生產抽象文化貨幣的競爭體系的興起，是造成二十世紀美國社會階級分層的主要力量。”當然，美國的內卷並不侷限於文化課的成績，而是更爲廣泛。因此，相比中國家長對學習成績的看重，美國中產家長在“雞娃”道路上的投入更加多元化。調查研究顯示，美國的優秀僱主在錄用員工時，不僅僅會看學歷，也看重曲棍球、壁球和賽艇等課外活動。所以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日後能成爲投資銀行或律師事務所的一員，就得在這方面下功夫。不過內卷也有程度之別，相比美國，中日韓的內卷程度纔是真正的“全球領先”，牽動着孩子，也牽動着孩子背後的整個家庭。正如《父母格差：“拼家長”時代的衝擊》一書所呈現的那樣，一箇孩子的未來已經不再由他個人的努力決定，而是取決於父母的實力。“父母的財富”和“父母的教育願望”決定了兒童的教育背景以及未來的社會地位。《父母格差：“拼家長”時代的衝擊》日誌水宏吉|著高璐璐|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1月當然，書中提到的“教育資本”並非單純的金錢堆砌，而是由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關係資本三者交織而成。這一概念來自法國學者布爾迪厄。經濟資本指金錢和資產，社會關係資本指人際關係所帶來的資源，即關係網或者交際圈這類詞所指的範疇，文化資本則可通過三種形式來進行理解，一是制度化的形式（學歷及其他教育資格證書），二是身體化的形式（個人的習慣和性情傾向），三是客體化的形式（書本、樂器、古董藝術等）。《父母格差》中寫道：“被各種資本尤其是被文化資本眷顧的孩子不僅能很好地適應學校文化，還能順利完成優良的教育。與此相對，沒能被文化資本眷顧的孩子很容易在學校教育中遭遇失敗。他們無法把學校裏通用的潛在遊戲規則變成自己的東西，也很難對規則做出恰當的回應。”從“精英主義”向“父母格差”社會轉型所謂“格差”，就是差距的意思。《父母格差》的譯者高璐璐曾提及，她最初想到的中文書名翻譯是“拼爹的時代”，但嫌其太過直白粗暴，所以選擇了“父母格差”。但不管使用哪個標題，簡體中文世界的讀者都會明白這本書所提出的問題：在一箇“孩子的前途不是由自己的努力而是由父母的實力來決定”的時代裏，父母和孩子，該何去何從？《父母格差》指出，在日本，“父母格差”一詞主要指向家庭教育環境差距的問題。研究者認爲，日本當下已經進入了從“精英主義”（“優績主義”）向“父母格差”社會轉型的時代。《父母格差》提到，過往許多日本女性結婚後不工作，但過一段時間會重新出來工作，而且重新出來工作的時間多是小孩子上初三的時候。這是因爲爲了讓孩子考上大學，高中必須上私立學校，私立學校有學習計劃制定的自主權，有利於孩子針對想進的大學進行有效複習。但公立與私立學校費用差異極大，私立學校不光學習費用高，培養全面素質的時候，也需要花更多錢，用於校外活動費用。這就導致大多數公立學校的生源越來越弱，學校教育條件、學習環境、師資水平也不斷下降。從1980年代至今，日本人已經形成了固定思維：孩子高中一定要送到私立學校，公立學校會自暴自棄，也會受到若干來自政策指導的限制。2017年，根據經濟學家橘木俊詔的推算數據，如果一箇孩子所有學校都讀私立，而且考上了私立醫學大學，還一箇人租房住，全部經費會達到4700萬日元，對於一般日本家庭來說堪稱天文數字。即便走花費最少的路徑（一路讀公立學校，從家裏走讀國立大學），總花費也需要1060萬日元。這種趨勢也讓“拼家長”成爲主流，每個家庭都爲孩子傾其所有，但結果卻各不相同。志水宏吉寫道：“他們在之後的人生裏，可能會因緣際會地在某個場合相遇。但這種可能性實際上極其渺茫。在不同家庭環境下成長的他們，彼此之間的差距會在學校教育系統的框架下繼續被拉大，最終踏入截然不同的社會圈層。他們會住在不同的地方，從事不同的工作，過着不同的生活。我不能斷言他們完全沒有交集，但還是明白他們將來可能不會有任何接觸。”這也正是“父母格差”的結果，志水宏吉引用英國教育學家菲利浦·布朗的說法：在拼家長的社會里，“家庭的財富和父母的期待”將極大地影響孩子的未來和人生。不是“學習能力低下”，而是“學習能力差距擴大”《父母格差》通過大規模調查結果，得出“所謂‘學習能力低下’其實反映的是‘學習能力差距擴大’”這一事實。志水宏吉以“雙駝峯化”這一概念來呈現中小學生的現狀。以往的“單駝峯”時期，孩子們的學習能力分佈只呈現出“會學習”和“不會學習”兩極分化的傾向。而當下的“雙駝峯”則與孩子們的家庭背景緊密相關，即“會學習”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相對富裕而穩定的家庭裏，而“不會學習”的孩子的家庭往往面臨着各種各樣的棘手問題。不僅僅腦力學習如此，連體力上也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2021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孩子們的體力差距》，探討了“體力兩極分化”與“學習能力兩極分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作者認爲“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極大地影響着體育運動機會”，同時“呈現出向近代之前的體育運動迴歸的倒退趨勢”。所謂“近代之前的體育運動”，是指有特定地位和身份的人才能享受到有趣和快樂的體育運動。這種社會的差異性，很難通過個人努力去輕易改變。過往的日本，因爲早期經濟政策刻意強調的平等，製造了“一億總中流”，即佔據日本總人口絕大多數的中間層。但近20年來，這一共同體想象逐漸解體。所謂的“一億中間層”在生活水準和願景上也存在着巨大差異，而且越來越分化。這一情況在教育體系中也有體現，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個體的失敗是階層固化的結果，甚至無法改變。在整個東亞，固化現象都是客觀存在。原生家庭的資本在小學甚至幼兒園時期就已經發揮作用，從初中到高中，從大學到就業，成功或掉隊的原因很多時候並不完全因爲孩子自身，也因爲父母的財力和認知差異。而且，在格差社會里，世俗意義的“成功”越來越像獨木橋，能夠擠過去的人也越來越少。正如譯者高璐璐所言：“在追求成爲精英的過程中，我們又把自己陷入了另一種困境——名爲家長主義的全新身份制度的社會。爲了追求名校，找到好工作，擁有所謂成功的人生，孩子很小就開始上各種補習班，很早就做升學規劃，家長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舉全家之力託舉孩子，包括擇校活動……然而，在這個賽道里最終勝出的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不過陪跑後陷入疲憊，並沒能達到預期期待，而社會競爭也走入了畸形，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上層家庭本來就能輕鬆獲取各種資源，一心想好之又好的中產陷入內卷難以抽身，而中產以下的家庭早早放棄過度雞娃，放任散養。”但即使大家都知道這種“家長主義”的困境，可擺脫仍然很難。書中引用了一箇受訪者的觀點：“我自己就是受惠於家長主義的人，這樣來看，我覺得家長主義的存在的確是事實，而且，從我自己在私立學校的觀察來說，我很清楚自己在家長主義的浪潮中也只是處於低位而已。因爲我切身感受到在這所私立學校就讀的學生們父母的財力有多麼雄厚。不僅如此，這些在私立學校讀書的學生以後還會成爲日本各領域的領導，對公立學校的狀況一無所知的他們還將繼續指揮着這個國家，家長主義也只會進一步加劇吧。”也就是說，階層固化會讓掌握既得利益家庭的孩子有更多機會成爲下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會掌握社會話語權，但又對底層生活一無所知，結果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樣的固化趨向，在全球主要經濟體都或多或少存在，但以東亞最爲嚴重。在中國做個好母親不容易當內卷與家庭、“孩子的未來”密切捆綁在一起時，原本應該充斥於家庭的愛就會變得不那麼確定，孩子會迷惘，父母也會困惑。在《不確定的愛》中，關宜馨講述了一箇女孩與母親之間的故事——母親陳佳玲對女兒小珍相當關心，只是有時過於嚴厲。“對陳佳玲而言，培養孩子能在愈發嚴苛的教育體系中進行競爭，和將孩子看作自主主體施以尊重，這兩者之間要取得微妙的平衡。前者需要對細微之處進行管理，例如把日常交流當成家庭作業來審視檢查。後者——這一觀念產生自有關良好育兒的全球話語，則與前者的直覺相悖。”但陳佳玲顯然沒能平衡二者，女兒小珍因爲壓力太大而接受精神科治療。書中寫道，在小珍入院前，陳佳玲和身邊許多家長一樣，把小珍的生活安排得滿滿當當。她擔心如果不這麼做，小珍會競爭不過其他孩子。結束了學校裏一週的學業後，小珍的週末始於8點半到12點的英語課。12點後，母女倆一起喫午飯。緊接着是1點半到2點半的小提琴課，然後是3點到6點的繪畫課。週日的時間則用來洗澡和完成次日要交的學校作業。除了滿滿當當的課程之外，生活中無形的壓力也無處不在，不僅僅因爲家長，也因爲老師。“小珍相當‘自覺’和‘認真’，甚至會在半夜醒來檢查第二天的書包是否裝好。因擔心遲到，她把鬧鐘調到早上5點半，這是因爲老師會出於各種原因責罵和公開羞辱學生，包括遲到、未完成或弄丟家庭作業、忘記帶書以及開小差。”由於陳佳玲自己沒有因來回奔波感到疲憊，她便覺得朝氣蓬勃的小珍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但很顯然，她錯了。小珍失眠、煩躁、無原因的瘙癢、拒絕做作業，對父母也產生攻擊傾向，服用各種情緒藥物後也沒有改善，只能接受系統的心理治療。對於醫院的治療，陳佳玲並不看好，認爲沒有什麼用，但出人意料的是，“小珍在醫院裏待得很開心。她和每個人都相處融洽——醫生，護士，甚至那個到處背誦名著名篇、自稱作者的瘋癲青少年。”關宜馨試圖用這對母女的故事，引出當代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的諸多壓力。儘管小珍長期住院治療的情況不具普遍性，但她所遭遇的仍然是許多人的共同經歷：城市生活的壓力、學校的嚴格紀律、社會競爭的加劇。相比日本，中國社會對孩子的關注並不僅僅是身心健康快樂，甚至會將之放在很次要的位置，“父母之間爭相培養優秀的孩子、教師之間爭相產出優秀的考試成績、學校之間爭相實現優秀的升學率，這些往往勝過一切其他考量”。在《不確定的愛》中，關宜馨的調查對象集中在昆明，均爲雙薪家庭，在收入上屬於中間階層，擁有大學學歷，對子女教育都極爲重視。雖然調查時間是2004年（少數在2006年和2010年），距離當下頗爲久遠，但對比之下可見，中國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整體心態和認知沒有明顯變化，面對的內卷壓力則更大。早在調查之初，關宜馨就發現了一箇至今仍困擾中國都市家庭的悖論：在一箇充滿不安全感的社會里，快樂的童年與有保障的未來之間似乎變得越發不可兼容。讓她看見這種悖謬的不只是“痛苦的孩子”，還有掙扎的母親。書中還提到一對母子——趙海華和艾比。趙海華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女性，她相信與女兒保持友誼很重要。趙海華還告訴關宜馨，艾比的老師普遍不喜歡艾比有個性，儘管趙海華無法消弭學校文化與女兒個性之間的衝突，但她至少能保護艾比的個性不被“磨平”。但儘管趙海華總是自豪地談起自己與女兒的親密無間和母女情深，可中國考試製度的邏輯妨礙了她成爲友好家長的努力。要想在嚴格的教育體制提出的要求與營造家庭“溫暖”之間取得平衡，總是很棘手的問題。中考與高考，實際上是兩次大分流，決定了大多數人的命運。有趣的是，《不確定的愛》裏提到，當時昆明的許多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雲南大學附屬初中，因爲該校高中升學率極高。作爲民辦學校，它當時每年學費是7000元，在20年前的西南地區，可算是相當大的開銷，但家長們還是趨之若鶩。時至今日，讓孩子就讀高升學率的民辦初中，仍然是許多家長的選擇，可花費早已翻了N倍。之所以出現“不確定的愛”，是因爲中國的育兒方式存在問題：“中國父母對孩子的關愛，可以說居於‘世界領先’水平，但他們像愛財產那樣的愛，限制了孩子的自由，不尊重孩子的基本權利。”但是，中國父母的“嘮叨”“揠苗助長”，專斷的管理方式，對孩子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扼殺，並不全是個體行爲，因爲“育兒”這個領域實則一直在國家的整體設計之下運行。正如《不確定的愛》中所言：“在中國，養育孩子既是私人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尤其是1978年後，基於開放的大環境，幾代父母和孩子的經歷實際上都被置於國家努力提高“人口質量”的歷史背景下。這就使得許多中國父母即使明白教育需要耐心與鼓勵的道理，也很難在殘酷競爭中保持淡定。而在絕大多數中國家庭裏，“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仍然存在，即使女性有工作，也往往變成“男主外，女既主內又主外”。從家務到輔導孩子功課，由女性負責操持的家庭比例明顯更高。因此，在中國家庭中，深陷情感衝突的總是母親。小區裏輔導孩子作業時的咆哮聲，並不是從第一分鐘就開始，往往經歷過“從和顏悅色到強忍怒氣，再到怒不可遏”的過程。關宜馨認爲，放眼全球，焦慮是中產階級的內在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須通過教育成就來確保中產階級身份地位，中國也不例外。書中寫道：“在中國，考進好學校的熱潮也與艾利森·皮尤在加州灣區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發現的‘鋪路消費’相類似。‘鋪路消費’是爲了創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軌跡的機會，以及確保‘舒適’的學習環境。因此，從比較視角來看，中國中產父母的強烈焦慮並不是完全獨有的現象。全球經濟鼓勵個體‘將自己視爲可資管理和發展的人力資本投資組合’，並期望個體和家庭能吸收系統性矛盾的‘衝擊’。各國的就業市場十分不穩定，畢業生失業的陰影籠罩着許多國家。通過對教育投入金錢和精力來投資人力資本的做法雖然不能保證回報，但至少是中產家庭掌控之內的事。”當然，中國背景下的家庭生活可能更加極端。關宜馨在書中提到的那些問題——存在於人口規模和可用資源之間、大學畢業生的過量生產和無法吸納過剩白領勞動力的經濟之間、良好育兒的新標準和社會競爭的現實之間的不平衡——如今仍然存在，而且愈發嚴重，也因此製造了一種中國特有的焦慮和不安全感。《不確定的愛》試圖詮釋的正是這樣的事實：在中國做個好母親並不容易，而是一場隨時隨地需要權衡、掙扎、選擇的鬥爭。也正因此，在家庭中，更需要社會化的不再是不成熟的孩子，而是有問題的父母。他們需要在各種可控與不可控中，尋找愛與回報的確定性。同樣，《父母格差》中也呈現了日本父母的不易，在爲孩子傾其所有後，他們所面對的同樣是巨大的不確定性。東亞文化傳統疊加現實，讓育兒這條通道變得愈發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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